问：国外的登山管理是如何进行的？
答：各个国家不一样。我们拿两座山来举例：勃朗峰和麦金利峰。在勃朗峰，登山是不需要进行登记的。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地区的最高峰，所以每年大概会有200万人来到这里。其中大概有160万的旅游者，40万的登山者。在夏季，每天登顶的人数高达300人，这么密集的频率，根本不可能一一进行登记。于是，为了保证登山者的安全，沙木尼建设了非常完备的救援系统，专业的救援队隶属于当地的警察机构，成员由拥有高山向导或滑雪教练资质的警察组成，配备直升飞机和搜救犬。除了拥有救援队之外，勃朗峰的山体完全实现了移动信号的覆盖，出现危险，登山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求救。而麦金利山就孑然不同。那座山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。不但要严格履行登记制度，而且在上山前，每个登山队伍携带的物资都需要申报，包括食品和燃料。并且，留下自己的登山计划和路线。队伍回来后，剩余物资会重新称重，如果剩余的比应该消耗掉的轻，登山队就会面临罚款，因为你可能在山上扔了垃圾或者倾倒了燃料，对环境造成了破坏。到了你计划下山的时候还没有回来，就会启动救援系统，根据你登记时留下的攀登计划派遣人员上山。所以，登记不登记没有一定之规，各个山峰的管理者有适合自己的做法。
问：就以这两座山峰来说，造成这么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？
答：主要是两座山峰的特性。勃朗峰海拔高度低，一天的登顶路程，周边缆车、木屋等等的保障设施非常齐备，救援、清洁工作因此容易进行。而麦金利海拔高，上山需要建4～5个营地。如果登勃朗峰要登记，那么管理处会忙不过来；如果麦金利不登记，山上会出现垃圾满地，队伍过多，在救援时因为信息缺乏而找不到登山者等等不可控的状态。
问：那么，您觉得以中国目前的状态，哪种方式更适合呢？
答：我认为麦金利峰的模式可操作性更强一些。勃朗峰的情况很特殊，一来它的保障机制非常发达。登山并不是光几个人往上爬的事情，后面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机制，包括救援，垃圾收集处理等等。但目前中国的保障机制基本上没有。另外，勃朗峰的海拔高度太低了，在那里能做到的一些事情，在中国海拔高度更高的山上就不容易做到，不太适合中国登山目前的现状。
问：您认为中国登山处于什么状态？
答：非常不发达的状态，整个行业都非常的幼小，缺乏保障，事故频出，舆论也不成熟。这其中对行业发展最不利的就是事故频出。试想，如果一个行业每天都在死人，这个行业怎么可能存在？不存在就更谈不上发展了。所以，中登协把自己的工作目标定在科学引导和规范登山运动的发展，让登山活动更安全。这也是我们制定一系列管理办法的原则和动机。
问：但是，通过“巴塘事件”，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强制管理手段和垄断，这怎么解释呢？这个《管理办法》普遍被认为操作性很差。
答：我认为现行的《管理办法》对商业登山的行为还是比较适合的。当初在制定这一版的《登山管理办法》时，协会的设想主要是为完善的登山活动做制度上的准备。但是，现实非常不理想。给你举个例子。03年中登协开始办高山向导的培训，按照正常的情况应该每年一届，但04年，05年都停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通过第一次的培训，我们发现这些民间登山的佼佼者还够不上做高山向导的水平。高山向导要求的是综合素质，除了是一个强壮的登山者之外，还要有医疗救护、组织协调等多方面跟客户相关的技能。但是，我们发现很多人的登山技术也还差得很远，所以，这两年又只好掉过头来做技术培训、打基础。
问：您觉得这些民间登山的佼佼者在技术方面有什么欠缺呢？
答：主要是技术不全面、不系统。冰雪技术、攀岩、冰岩混合地形的攀登；雪崩、滑坠、滚石、高山病的判断和处理等等都是要求掌握的，因为这些情况都会遇到。但国内的这些人很“偏科”。
问：中登协当初设想的理想状态是怎么样的呢？
答：主要是希望通过培训产生大量合格的高山向导，由这些向导来最大限度地保障登山者的安全；每一支登山队伍在登山之前提前组队，办理申报手续，有计划、有保障地去登山。
问：那么，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，自由攀登者的位置在哪里？
答：的确，在这个体系中，自由攀登者的这一块是真空。鉴于目前我国登山的水平，我个人认为不提倡大量的自由攀登。
问：为什么？在欧美国家，并没有这种对自由攀登者的制约。
答：没办法，还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和国情。你可以比较一下97年版的《登山管理办法》和2004年的《登山管理办法》。在1997年版的《登山管理办法》中对自由攀登者组队是没有什么限制的，不要求有教练或高山向导，只要求队员中一半的人有高海拔的登山经历，非常宽松。但到了2004年版，这部分的内容修改很大。为什么呢？主要原因是2000年的玉珠山难和2003年的希夏邦马山难。这两次山难造成的影响非常大，同时也非常坏。每次都是死亡人数超过3人的恶性事故，中登协受到了政府和社会舆论双方面很大的压力。尤其是玉珠那次，完全是不合格的领队造成的，很多人都在质问我们：“他们怎么能上山？你们是怎么管的？？”而且，事后遇难者的家属希望追究领队的责任，但没有任何的依据。所以，2004年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这个部分，也就是希望通过规避不合格的领队来减少事故的发生，目的很纯粹。
问：现在，有很多自由攀登者都希望登协能够放松管制，让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答：理想状态下，登山是一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，出了事故只是多了一个不幸的事件，家人很悲痛，旁人吸取教训，非常单纯。但在中国，死了个人，无论是舆论也好，家属也好，政府也好，都会要求有人要对死者承担“责任”。而这个责任是多方面的，有行政的，有经济的，也有道义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放松管制基本是不可能的。
问：对于山难，中登协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？您谈到的历次山难，有人要中登协承担责任吗？
答：其实，对于山难，中登协承担不了责任。中登协的任务是行业的规范和管理。就好像旅游局一样，旅游局管的是旅行社、旅游公司、导游、旅游景区。一个驴友自己背着包跑到非景区去玩，旅游局是鞭长莫及的。但是现在出了山难，舆论和上级部门就要求登协“负责”，那么为了要负这个“责”，登协就只好尽量把登山者统统纳入到管理的范围之内。
另外，有几起山难都曾经要求过赔偿，只不过对象不是中登协而已。
问：如果自由攀登者声明放弃这种要求呢？
答：那也没用。这些人想得太单纯。只要出了山难，媒体的报道必然会引起官方的注意。你看哪一次的山难不是引起轩然大波的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是攀登者不会要求我们负责，政府和舆论也不答应呀！说到底，大部分中国人对山难死亡的接受度还差得很远。
问：但是，如果以这个思路来进行登山管理，自由攀登者“偷登”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。
答：对，这里的确是一个矛盾。如果要是考虑到自由攀登者的情况，最好是把《登山管理办法》分为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针对商业化登山，以法人单位和高山向导作为经济、物质上的保障；另一部分是针对自由攀登者，让他们自负其责。但目前国内的现状让我们不敢开这个口子。一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另一方面，国内登山的水平太低，出事故的风险因此大大地增加。
现在国内的民间登山发展得很快，但是很多自由攀登者对自己的能力并没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。例如去年的田海子山难，遇难者甚至穿着牛仔裤上山！这种盲目的乐观引起的后果就是事故频发。这对整个中国民间登山的发展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。我已经说过，登山在中国还是一个很“幼稚”的行业，大量的死亡事故只会扑杀这个行业。所以目前我们不鼓励“自由攀登”这种行为，希望通过正式组队来做好登山的准备工作，增加安全系数，通过登记来控制进山的人数。
问：我承认商业登山的安全系数高于自由攀登，但是，如果作为我来说，参与过2～3次的商业登山活动之后，我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自由攀登者，到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办呢？一个国家登山水平的高低其实是取决于自由攀登者的，但目前这样的管理办法只能对自由攀登的行为起到压制的作用。
答：的确，一个国家登山水平的最终体现是自由攀登者，但这些自由攀登者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他们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结果。登山人群的构成是一个金字塔，最底层的可能是希望尝试登山的潜在爱好者，然后是通过商业登山参与登山活动的参与者，然后才是自由攀登者。而且，越到底层，人数越多，到了能够体现国家登山水平的那个阶段，往往是很有限的几个人而已。登山既然被定义为一项“群众运动”，那么中登协考虑的首先就是最底层的“大多数”。只有这个行业发展了，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蛋糕越做越大，自由攀登的基础才能够垒实。所以，中登协目前一系列措施的出发点都是以行业发展、登山普及的角度出发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出发点是和自由攀登者孑然不同的。在整个金字塔的地基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无法满足塔尖上的人的要求。这可能就是大家的冲突所在。
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修改《管理办法》是难以实现的。就算我们把自由攀登者这一部分内容加进去，这个《办法》也不可能获得批准。
相信在一段时间内，“巴塘事件”暴露出来的矛盾恐怕是不可调和的。但是，如果中国的登山行业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，登山的人越来越多，自由攀登者也越来越多，那么，当他们足够多的时候，大家肯定会制定出更适合的管理方法。
但是在目前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量按照正规的手续来达到上山的目的。对于自由攀登者，那就是多参加培训，多学多练，组队时多做安全准备工作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山峰，通过一些合适的方法来拿到登山的许可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