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我从网上搜集到的信息了解到，独行马一般都会积极办理登山需要的手续，但这次没有。您认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？

答：这要从《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》的修改说起。你在四川登协网站上看到的是旧的登山管理办法，去年年底又新出了一个，但没有公开。我想一方面是因为“资质”。老马说过他没有证书，但是SMA的管理办法上要求有“登山教练证书”，其实目前这个证书在国内就没有机构进行考核和发布。中登协前两年开始搞的“高山向导”资格培训，到目前这个证也还是个实习证，不是正式的资格证书。所以如果严格按照管理规定来办，除了几大登协，民间没人能带队“合法”地上山。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新规定里面取消了登协的收费。2005年底之前，在四川省登协办理登记是有费用的，大概5000米至6000米的山峰是每人50元，6000米至7000米的山峰是每人100元。2005年底新的办法出来了以后这一部分收费取消了。另外，去年四川的山难发生得也比较多，对于登协来说，没收益又有风险，至少对批准登山计划不会很积极。所以，如果老马去登记的话，基本上是批不下来的。

问：您觉得“巴塘事件”其实是《管理办法》的不合理造成的吗？

答：是。例如《办法》里有这样一条规定，要求“登山队员经县级以上登山协会培训合格”。这一条完全没道理，也不现实。中国有县一级的登山协会吗？登山协会基本上都以省为单位，目前有官方性质的还只有五个。而且五大登协里面只有中登协和西藏登协具备很强的培训能力，其他登协的培训基本上就是把你培训成大本营的工作人员。这样的培训，作用实在有限！

问：那么，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的话，基本上哪个队伍，哪怕是有教练的，也上不了山了？

答：对。另外，这个办法里还有一条，就是要提前一个月申报。这一条也很没道理。这是参照外国人来华的登山管理办法制定的。国内登山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自发、松散，很少有一个月前就能把队伍定下来的。

问：对不起，这个地方我要和您讨论一下。北京自发组织的登山活动，很多都会提前2个月开始发帖召集，提前一个月磨合训练。那么，提前一个月进行队伍申报也是有可能的呀？

答：四川和北京的情况不一样。北京离山远，那里的人能登山的时间一年也就“五一”或“十一”，所以会很早地做准备。但四川山多，交通发达，很多人都会临时起意去登山。我们俱乐部网站上就有这样的帖子：周五出发，周六到四姑娘山，一天冲顶大峰或二峰，然后周日回来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去申报？这种活动往往到快出发了队员才能定下来。不说这些相对容易的山，我们俱乐部组织的商业队，往往也会有人到最后因为请不到假而退出。按照规定，队员有变化就得重新申报，这怎么可能？

问：那能不能这样认为：这些管理办法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细则执行起来很困难？

答：也不是。登山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，为什么要去管呢？这一点国外和国内的观点大不相同。对于个人行为，只能疏导，不能强制。我国的观念落后太远。国外的登山管理非常成熟，注重的是多做培训，多让登山者了解各种登山需要的知识和技能；但国内是“堵”，不让你上山。人是有逆反心理的，你越禁止，他就越要去，反而更容易出事。

中国的登山管理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理念落后。偏偏中国的登山发展得还比较快，现在的登山爱好者数以万计。不采取疏导的方法，一味堵截，难道登协能够每座山都派人去看着？其实偷登很容易，但是我们并不愿意。偷偷摸摸地，对一个俱乐部来说信誉有损失。

问：您说到登山理念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，毕竟登山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运动。您也说过，去年山难频发之前，管理没有这么严格。换句话说，每次山难的舆论报道都对自由登山者不利。

答：登山本来就是有危险的，哪有登山不死人的呢？在欧洲，登山热初期的阶段，阿尔卑斯地区每周都死人。但外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本着吸取教训的目的，咱们国家的报道总是“又死人啦”。尤其是山鹰社的那一次，死的是学生，国务院肯定要重视。其实，交通事故的死亡率远远大于登山，但难道大家都不走路？不开车？

并且从登山人口的比例来说，我国的山难并不算多，包括溯溪一年也就10个左右的遇难者。现阶段很多人都对登山的危险性认识不足，认为我已经很牛了。例如2005年11月的田海子的山难，我听搜索的人说死者还穿着牛仔裤。如果死亡的案例多，大家在去登山之前都会仔细想一想，命只有一条，我准备好了没有？人们知道登山会死人，但不会去找死，不会自认我就是后一个，那么自然会去了解，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再去登山。

问：虽然登山者都会说：“我可以接受登山会死亡的事实。”但其他人呢？除了山难，家属不会要求严格管理吗？

答：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观念也在转变。有些家长比较尊重儿女的选择。甚至还有家长带孩子去登山的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新疆的慕士塔格。按照国家规定，登顶海拔超过7500米的山可以拿到一级运动员证书。孩子拿到了证书，可以在高考中作为有运动专长来对待，得到30分的加分。登一次慕峰也就1万多，你花一万多请家教也不能保证加30分吧？所以这两年慕峰越来越热。

当然，中国人普遍还是反对儿女参加这种高危的活动。

问：那么，就拿四川的几次山难为例吧，家属有没有要求追究谁的责任？

答：有的。雪宝顶和田海子山难（2006年1月）的家属都怀疑是伤害事故，怀疑是有人对登山者进行抢劫、伤害。另外，西藏启孜峰那次活动，庄东辰的家属也要求赔偿，而且好像也得到赔偿了，不过那是个商业队。

问：出了山难，可以追究登协的责任吗？或者追究俱乐部的责任？

答：首先，登协能负什么责任呢？刑事？赔偿？其实登协承担不了任何责任。而且登协在办证前都会让你签一个责任自担的申明，所以也谈不到追究登协的责任。其次，在带队员登山之前，我们会要求队员签署一个免责声明，和登协要求的那个很类似，所以，也应该不会追究俱乐部的责任。登山是有风险的活动，风险是需要攀登者自己来承担的，实际上目前也是这样。这也要求攀登者自己有一定的认知程度，自己攀登是否做好了心理和生理、物资准备，参加登山队是否信任组织者，例如组织者有没有能力等等。

问：登协的领导会因山难被免职吗？

答：那倒不会，但会是仕途上的一个污点。

问：网上一个很大的争论点是登协在巴塘事件中有无权利执法，您怎么看？
答：如果有执法权，那么就是体育执法权。但体育的执法权主要针对的是竞技项目，而登山不属于竞技项目，属于群众项目。所以体育执法权应该是不适用的。

问：网上有一种提议，就是登协不要对自由登山者进行管理。您怎么看呢？

答：不管是不可能的，只会越管越严。我听说一些成熟的登山地区——例如四姑娘，雀儿山，雪宝顶——都有人开始巡山了。

问：但是，从《登山管理办法》来看，受到最大约束的其实是自由攀登者，而对于像俱乐部这样以开展商业登山为业的，我认为反而是有帮助的。

答：对，是这样的。其实这个《登山管理办法》大的指导方向是对的，主要就是细则上太不合理。我认为制定这类东西的时候应该请爱好者参与，多听登山者的意见，不要闭门造车。同时，多参照国外成熟的管理条例，这样制定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。

还是那句话，对于登山，只能疏，不能堵。任何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不能违背这个前提，因为这是根本堵不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