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故事，表面上很简单，用过去某个时代的语言，可以表达为：地方省登协成功制止了一次非法登山。然而，在这个成功制止的故事里、以及故事背后，却凸现出许多耐人寻味的现实和问号。
巴塘事件的大致情况是：刃脊探险公司于6月底组队前往巴塘县进行山峰考察，起初他们在县旅游局办理了进山的手续、“县旅游局长对考察队的行为表示支持”。两天后，甘孜州登协通过当地乡政府，通知“刃脊考察队”下山，理由是“未办理任何手续”。“刃脊考察队”以“不是攀登、是考察”的理由希望继续考察，但州登协以“考察也需要办理许可手续”为由拒绝，并告诉“刃脊考察队”：州登协得到的是“省登协的通知”。考察队离开巴塘后，向州登协交纳了1500元的罚款。考察活动终止。
在讲述这个平常故事时，需要补充的是：刃脊探险公司是一个由登山爱好者发起、成立的商业机构，其核心骨干在国内民间登山界属于一流水平。刃脊的系列考察和攀登活动，得到了世界著名户外品牌Gore公司的赞助。同时，刃脊也是一家缺乏官方背景的公司。
从事件的过程来看，有两个问号：
1、《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，以竞技、探险为目的，借助一定的器械和装备，在海拔3500米以上山峰开展登山运动的，适用本办法。旅游登山活动，即以观赏游览、领略风光为目的，不具有明显危险性的登山活动不适用本办法。”
刃脊的考察活动，到底属于“以竞技、探险为目的”还是“不具有明显危险性的登山活动”？定性的权力，恐怕既不在旅游局、也不在登协，而必须由省人大或省高院对原有条文不足之处给予司法解释。
而在没有解释之前，根据“法所不禁止，既公民所许可”的现代立法精神，刃脊考察队在县旅游局办理了进山的手续之后，应有权利继续考察活动。
2、假设，刃脊考察队此次行为属于违法，那么，登山协会是否具备执法资格呢？
跳出事件本身涉及的法律问题，就《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》，也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九条“矿藏、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资源，都属于国家所有，即全民所有”，和第三十七条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”、“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”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五条“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”，《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》中“省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登山活动的统一管理”的授权是否符合宪法精神，是个问号；《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》中许许多多的限制性条款，还是若干问号。
说了一大堆“法”，读者也许会说我是个刻板无趣的“调书包”者。那么，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事情“有趣”的一面。
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：转型期的中国，是一个法治还没有完全健全的国家。从历史的纬度而言，吴思先生解释过自古以来中国“法不能行”的深层替代：潜规则。当然，我们要相信“历史在进步”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迅速得到很多信息；因此，而今在当年刘备统治过的蜀国考察个山峰也会吸引国际资金的注入……但我们对“历史是螺旋上升的”这一点，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——进步的道路从来不是畅顺无阻的。而登山运动的进步，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。
回到巴塘事件，我在四川登协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一句很逗的话：“近日，一只四川民间登山队因违法偷登被查处。”虽然我相信，这很可能是工作人员的手误，但从7月5日到现在，这句话依然原样在那里，其“手误”的微妙，让人感慨于汉语的博大精深和发布者的粗心大意。
闲话少说，回到正题。
简要梳理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，有这么三个阶段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国家荣誉阶段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国际合作阶段，发轫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、到而今成为主流的民间登山阶段。我们不难看到，参与登山的社会组成，也在发生着变化。
从民间登山成为主流开始，登山者的个性化、登山组织形式的分工化、登山行为的社会化、登山产业的利益化是必然的趋势。而登山，就其本质而言，又是一个具有高风险性的活动。国内登山的开展，还远远没有达到规范化运作的水平，许多问题既有其落后的一面，也有逐渐向前改进的一面。从广义上看，登山是一件各方参与的事情，涉及到山峰资源管理者、经营服务者、消费者、自主攀登者、以及当地居民等。
前几年，当登山仅仅还是极少数人参加的小众活动时，由于登山市场的未成型、容量的微小等原因，矛盾还不会那么明显。然而随着登山运动的普及、商业利益的增长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会越来越突显。
因此，登山运动如何在有效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持续发展，将会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题。
这就是为什么，我说巴塘事件是“2006年中国登山界一次值得被历史记忆的事件”的原因——它显现出登山管理者、登山行为者之间的矛盾，也隐含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——公共资源供给的垄断，是产生矛盾的根源。
我们都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：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的协会类组织，不是由从业者或爱好者自发形成的，都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。当初，协会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的授权。
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大部分协会类组织已逐渐脱离政府职能部门的角色，很多协会面临着经费来源的困境和自身定位的尴尬。就登山协会而言，在比较高的级别上（中央、省、自治区），登协还经常与同级的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属于“一个班子、两块牌子”。
因此，协会的行为模式，是依照传统的思路偏重“收费-管理”呢？还是尊重现代社会的通行规则偏重“服务-收费”呢？这是浅一些的层面。
这行为模式的最终定型，必然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各方平衡和博弈，而这段时间的长短、矛盾的剧烈程度，反过来也将影响着中国登山运动发展的质量和登山人群的感受。这是深一步的层面。
从理论上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一场足球赛的规则制订者、裁判员和球员都由参赛的某一方担任的话，其他参赛方都只能是输家——而且一定输得很难看。最终，也将导致没有人敢于或愿意参赛，于是无以为继。虽然这只是一种极端的假设，但并不排除其发生的可能性。
就一个组织的职能而言，现代社会讲究的是分工明确、“责·权·利”相对称。如果，一个组织既是规则制定者，又是执法者，同时还是参与经营的利益获取者，无论是什么人去干，它最终会走向“用公权力进行寻租、以牟取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”的方向——这其实是体制的问题，或者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不足。
因此，对于当前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而言，既要承认一些现状，也要立足长远、不被现实所局限。唯有在参与各方都立足扮演好自身角色的前提下，这项运动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，山峰资源管理者、经营服务者、消费者、自主攀登者、当地居民各方才能均衡受益、持续发展。否则，可能是个最终“多输”的局面。
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智能动物，在前进的大方向上，拥有一个共识比“各行其是”要强。
最后，用17世纪英国诗人John Donne的几句诗，送给所有与山相关的人——
谁都不是一座孤岛，可以自成一体
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
……
任何人的死亡，都使我受到损失
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
……
【完】 |
